腊月廿八的傍晚，我站在小区门口等车。往常这个点，水果店老板会搬出成箱的车厘子叫卖，理发店门口排着染烫的年轻姑娘，快递驿站的小哥踩着三轮车在人缝里钻。现在卷帘门拉下了一半，玻璃上贴着红纸写的“初八营业”，路上拖行李箱的人走得比车还快。风把落叶吹到马路中间，没人扫。整座城市像被谁按了静音键，只剩零星几家亮着灯的窗口，和远处偶尔炸响的鞭炮声。
这空下来的城市，倒让我想起娱乐这回事。平日里我们总抱怨没时间玩，可当真有大把时间空出来，很多人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我有个朋友，放假三天就闲得发慌，最后跑去公司加班。他说坐在工位上心里才踏实。娱乐在他那儿是件需要被安排的事，得有人约、有场子、有明确的时间段，像开会一样写进日程表。一旦这些外部条件撤走，他面对空荡荡的客厅和手机里几百个联系人，竟然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笑出来的法子。
其实人天生就会玩。小时候在乡下，过年最热闹的就是赌钱。大人们围在八仙桌前推牌九，输赢不大，图个响动。小孩在旁边放擦炮，把搪瓷盆扣在点燃的鞭炮上，看谁崩得高。那种快乐不需要花钱买，也不需要谁批准。现在城里的娱乐太精细了，密室逃脱要提前预约，剧本杀得凑够人数，连看场电影都得先查评分、选座位、算优惠券。玩变成了一件需要做攻略的事，那份随性早就没了。
这些年春节档电影越来越热闹，票也越来越难抢。有一年我陪爸妈去看，整个影厅坐得满满当当，可散场时大家脸上都木木的。片子不算差，就是看完没什么可聊的。倒是回家路上我爸突然说，以前村里过年放露天电影，幕布挂在两棵槐树中间，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，小孩骑在墙头上看。他说那会儿放《少林寺》，有人从隔壁村走十里路来，散场时手电筒的光在田埂上晃成一片。我忽然觉得，那种全村人共享一个画面的快乐，和现在各自捧着手机刷短视频的快乐，好像不是同一种东西。
除夕那天我去便利店买水，收银的小姑娘正用手机看剧，声音外放。我问她怎么不回家，她说值班三天能多挣九百块。她给我看屏幕，说这是最近很火的综艺，一群明星在乡下种地。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，她笑了笑说，你不懂，看他们笨手笨脚干活特别解压。我拎着水走出门，街上几乎没人了，远处有人在放烟花，一蓬一蓬地炸开，声音传到这边已经闷闷的。我突然想，娱乐这东西说到底就是个伴儿。有人陪着笑，看别人种地也开心；没人陪着，再好的电影也像在完成一项任务。
初五我坐高铁回城，邻座是个戴耳机看相声的年轻人，全程咧着嘴无声地笑。到站时他摘下耳机，我问他在听什么，他说就是德云社的老段子，听了无数遍了，但每次坐车都得听，不然觉得路太长。我想起空城那几天，自己窝在沙发里把一部老情景喜剧翻来覆去看了三遍，台词都能背了，可还是开着当背景音。我们好像都需要一点熟悉的热闹垫在底下，哪怕它来自屏幕，来自耳机，来自一段听烂了的相声。城市空不空其实不打紧，要紧的是心里那个开关，得有人拧一下，或者自己伸手拧一下。
